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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時間7月31日清晨，特朗普在其自創社交平臺Truth Social發帖，罕見地以掃描附件形式公布了17封落款為“Donald J. Trump”的總統親筆信。收信人名單幾乎囊括了全球制藥業的“銀河艦隊 ”——輝瑞、強生、諾和諾德、艾伯維、阿斯利康、默沙東、賽諾菲等17家跨國藥企的CEO悉數在列。

　　信件開篇即給出“倒計時”：從當日算起60天內，即到2025年9月29日午夜前，企業必須書面承諾并啟動“可驗證、可量化”的降價舉措，否則“本屆政府將動用一切可用工具保護美國家庭免受藥價暴利之害 ”。

　　幾乎同一時間，輝瑞、默沙東、禮來的股價在盤前交易中應聲下挫。這似曾相識的一幕，將美國社會最敏感神經之一——處方藥價格問題，再次推至風口浪尖。

　　風暴中心：總統的“最后通牒”

　　會議記錄顯示，特朗普措辭激烈，直斥當前藥價“高得離譜”“不可接受 ” ，是對美國人民的“掠奪”。他要求企業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提交具體的降價計劃和時間表，并威脅稱若企業行動不力，“政府將毫不猶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暗示可能包括動用行政權力或其他未明確的監管措施施壓。

　　面對政治高壓，多家藥企反應謹慎但迅速。輝瑞聲明強調其患者援助計劃覆蓋廣度，并提及在“特定胰島素產品 ”上于“部分區域市場”提供的有限折扣，但未承諾全面降價。

　　默沙東承諾“繼續履行對可及性的承諾”，重點提及疫苗可及性計劃，對成熟藥品降價前景避而不談。禮來則相對積極，重申其將自行胰島素產品標價下調70%的決定，并強調這是“行業表率 ” 。

　　從各家回應來看，藥企普遍將責任推向供應鏈中游（PBM、保險公司），強調自身援助計劃的作用，但對系統性、大幅度降低藥品標價——尤其是高利潤的創新藥和專利保護期內藥物——態度曖昧或直接回避。

　　“當前中美之間的創新藥市場和BD交易多數是以license out的形式展開，涉及具體的藥品出口的體量非常小，藥品”降價潮“如果真的到來，肯定是大型跨國藥企首當其沖，當然，一旦創新藥行業對于未來上市后的藥價預期被打破，那么整個行業從源頭的研發到上市后的定價邏輯可能都會推翻重來。”在談及此事對中國創新藥企的影響時，一位長期關注創新藥行業的資深投資人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行動并非心血來潮，而是其任內（2017—2021）藥價改革努力的延續。

　　特朗普在2019—2020年任內曾嘗試推行“最惠國（MFN）藥品定價 ”，但因聯邦法院程序性叫停未能落地；拜登政府2021年上臺后正式撤銷該行政令。今年5月，特朗普簽署新版行政令，重啟并擴大了MFN適用范圍——不再局限于Medicare藥品，而是覆蓋全部聯邦及商業支付方。

　　此次特朗普繞過國會、直接向企業施壓的“快攻”策略，雖能制造轟動效應，但能否轉化為持久、廣泛的降價成果，面臨嚴峻考驗。

　　藥價困局：誰在推高成本？

　　醫藥市場的商業化和國際化幾乎是不可逆的趨勢，而作為跨國藥企集聚之地和全球藥品價格高地，美國可以說是全球高價值創新藥的風向標和最大的“買單方”。

　　熱錢和巨大的市場規模讓美國成為全球醫藥市場高地的同時，也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一件“心病 ”，就是和新年禮物一樣幾乎每年必達的藥品漲價。

　　《美國醫學會雜志》曾刊登了兩位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的文章。文內數據顯示，美國藥品的上市價格中位數從2008年的2115美元，上漲至2021年的180007美元，漲幅近90倍；而藥品的凈價格中位數更是從2008年的1376美元上漲至2021年的159042美元，漲幅高達115.5倍！

　　蘭德公司2023年一份報告數據顯示：美國處方藥平均價格約為其他OECD國家的2.56倍，個別創新藥甚至高達10倍。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市場承擔了全球新藥早期研發的大部分風險與成本，若簡單與國際最低價看齊，將直接沖擊未來研發投入。

　　代表行業的游說組織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RMA）一方面表示“理解公眾對藥價的關切”，另一方面則將矛頭直指藥品福利管理機構（PBM）和保險中間環節。聲明稱：“患者實際自付費用高漲的根源在于復雜的報銷體系、保險設計以及中間商積累的費用，而非藥企的標價。”PhRMA再次強調了創新藥物的巨大價值及其背后高昂的研發成本和風險。

　　這一情況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政府不承擔控制藥品價格的角色，往往是由PBM機構受委托與藥企進行單獨議價，在行業發展過程中，藥品返點成為PBM等機構最主要的收入，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下場，合并PBM機構，雙方合力成為高藥價的維護者和得益者。

　　無論是此前奧巴馬試圖建立的全民醫保方案，還是特朗普在位期間公布的《美國病人優先》計劃，都無一不面臨著和醫藥巨頭的博弈，與監管程序的拉鋸以及在PBM 、保險和藥企幾方互相遮掩下和藥價體系透明度的沖撞。

　　風暴眼的思考：創新與可及性的永恒天平

　　特朗普對17家藥企的“降價令 ” ，可以看作是美國社會對天價藥費積怨的一次強烈爆發。它再次揭示了美國醫藥體系的深層次矛盾：如何在激勵拯救生命的醫藥創新與確保患者公平可及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點？

　　和全球很多國家不同的是，美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沒有統一的國家衛生保健系統，也就是“全民醫保”這個概念的發達國家。政府運作的醫保計劃多是針對老年人、殘障人士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他群體更多是通過個人購買或雇主進行投保。

　　商保的高度發達和支付規模是美國創新藥高速發展的基石之一。正因為美國市場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才會有源源不斷的風投公司和藥企選擇在這里一擲千金。

　　藥企短期內面臨巨大的政治和輿論壓力，不排除部分企業會推出針對特定藥品的有限降價措施以緩解危機。然而，在現有體系框架下，缺乏系統性改革（如更強有力的Medicare議價權、PBM透明化與利益重構、專利制度改革以促進及時仿制藥競爭），僅靠總統的行政施壓和企業的零散讓步，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美國藥價全球最高的局面。

　　這場白宮風暴，注定是新一輪漫長而艱難博弈的開始。美國患者渴望的“平價救命藥”時代，并不會因為一次總統召集的會議而立刻到來。藥企的抉擇、政策的走向與制度的變革，將共同決定這場關乎生命與金錢的博弈最終結局。

　　當然，藥價的改革對于壓低未來新藥研發以及藥品投入積極性同樣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美國制造商協會（NAM）就公開表示，藥品價格每下降10% ，企業投入的研發經費就會相應減少17%。

　　對于美國醫藥市場來說，游戲規則如果變了，行業原本的生態環境也將被打破，沖擊產生的余波覆蓋面不會僅限于美國。

　　更重要的問題是，藥品的直接降價帶來的影響直接命中行業競爭核心。

　　患者需要的是更多還是更少的藥物選擇，市場需要的是更多的競爭還是價格控制，行業發展需要的是創新還是停滯？

（文章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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